2001年10月7日，傍晚

　　在警车开道之下，一部牌照为辽A00051的大巴沿着机场高速向沈阳市区飞驰而去，当大巴开上高速的一瞬间，高速公路上方的指示牌同时翻出了“中国队！必胜！”的字样，大巴上的气氛很轻松，江津坐在最后一排，前面不远处坐着申思和祁宏，几个小时后，他们三人和队友一起，在五里河体育场创造了历史，成为改写中国足球历史的英雄。

　　2012年4月25日，清晨

　　11年之后，沈阳大风大雨又降温，同样在警车开道下，两部牌照为辽AA378和辽AA379的囚车驶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车玻璃上全部被贴上了黑膜，以至于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的状况，申思、祁宏、江津和小李明就坐在车里，他们的身边坐的不是教练，而是警察，他们的身上穿的不是国家队的队服，而是看守所颜色刺眼的背心。

　　申思和律师想法一致――

　　定为主犯也完全可接受

　　前天的庭审结束后，媒体也报道了庭审过程中，祁宏等三名球员的律师和公诉人之间围绕着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而引发的一些辩论。据称，祁宏、江津、小李明三人的代理律师都表示，自己的当事人在本案中是“从犯”，而申思作为此事的具体牵线人，应该被当做是“主犯”。对于律师的这一看法，公诉人也作出了反驳，认为他们四人在场上比赛时，都是主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对800万元承担法律责任。庭审过程中发生的这场辩论被外界报道后，也给了人们一些误解，甚至有人误以为，这是四位昔日的队友在法庭上“反目”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误解，这只是其他的几位律师为了帮助当事人减轻处罚所作的正常辩护，”昨天在谈到此事时，申思的辩护律师胡雪告诉记者，在开庭前，当他和申思进行沟通时，申思也主动提到，他愿意为整件案子承当主要责任，如果有关方面将他认定为案件的主犯，他也完全可以接受。

　　而在最终公诉人宣布的起诉书中，申思的名字被列在起诉书上四人中的第一个，祁宏是第二个、江津第三、小李明第四，但在字里行间，起诉书并未对四人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做出明确界定。

　　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将申思列为主犯，那么对他最终的处罚或刑期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如果其余三人被列为从犯，他们的处罚和刑期都将肯定会得到减轻，从这个意义上也不难理解，其他三位球员的辩护人为何会在法庭上提出将他们的当事人视为“从犯”的初衷了。而这本来就是庭审过程中，律师的一个正常且合理的辩护策略，与所谓“反目”，扯不上太大关系。

　　律师当年是

　　祁宏的替补

　　底野栋是祁宏这一次的辩护律师，他的另一个特殊身份是，祁宏少体校时的队友，当年，他在队里打祁宏的替补，后来，祁宏去踢了专业足球，而底野栋做了律师。

　　开庭前一天，当他前往看守所和祁宏完成了见面之后，就曾经对记者感慨说，祁宏和几个月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直到法庭上的画面在电视上公布，我们发现，果然如此。

　　祁宏和申思都选择了一件圆领黑色T恤作为上庭时的着装，祁宏的发型不但不是想象中的平头，甚至还是一个比较潮的发型。一位他的朋友评价说，大概是进入看守所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发型了，在看守所里修剪了几次，所以发型一直保持这样。

　　申思也差不多，而唯一让外界多少有些感慨的是江津的白头发。昨天中午，在沈阳机场，记者正好和江津父母同一班飞机回到上海，江津的妈妈在机场告诉我说，江津的头发本来就是少白头，在里面一直没有用油，所以这次就显得比以前更白了。

　　江津的父亲和江津的太太出现在旁听席上，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江津的母亲留在沈阳的酒店房间里，去年她刚刚接受了一次手术，对于江津的事情，两位老人早已学会面对现实。

　　闲聊中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情，原本在开庭之前，江津的太太的确是差一点就以江津辩护人的角色，加入这次的律师团。“他们的亲属是可以坐上辩护席担任他的辩护人，并不需要有律师资格。”一位律师对记者解释说，当然，最终她还是选择坐在了旁听席上，而让专业律师去为江津辩护。

　　无论是律师还是家属，都对记者表示，几位球员在法庭上的表现总体来说情绪很稳定，轮到他们发言时，条理也很清楚，没有出现语无伦次的状况，也没有谁在庭审过程中情绪出现大的波动。

　　地震源自一个

　　叫郭某的突破口

　　一个叫王鑫的前非知名球员，却成为中国足球这一次大规模反赌扫黑运动的起点，上海足球的这一次的大地震，最初的突破口很可能也是一个同样并不起眼的人物。

　　回顾几次的庭审和一些案情报道，不难发现，一个叫郭某的中间人，就是关于上海足球2003赛季的一些幕后交易在数年后终于东窗事发的突破口。之前陆俊针对2003年上海德比的贿赂案中，担任中间人的可能就是这个郭某，而在申思祁宏这一案件中，郭某的名字再次被提起，他和一个叫王勇的人一起，成为这起交易的中间人。

　　郭某，来自青岛，是中国足协一位官员的弟弟，2010年春节之后不久，媒体就有了报道，他被警方带走协查，当他被带走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一些当年参与其中的人士，已经预感到了接下里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个别球员。

　　随后警方便奔赴包括上海在内的几座城市，对当时几家俱乐部的账务进行了查询。仅仅一个月后，2010年4月，围绕着末代甲A最后一轮这场比赛的金钱来往的一些线索，就已经被专案组掌握，乔宏申思等几位球员，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对拿钱的事情进行否认，他们很快把钱全部退了出来，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被带去沈阳，但他们未来的命运，在当时已经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千万巨款

　　商务车载入

　　伴随着这一次的开庭，很多关于2003年末代甲A幕后交易的细节，终于浮出了水面。

　　比如之前有传闻称，天津方面用于搞定比赛的上千万现金，是通过火车运到上海的，但在这次案件审理中，我们得知，当年，天津方面凑齐了上千万的现金之后，是用一辆商务车把钱从天津拉到了上海，然后再交给两位中间人，并由他们将这些钱款分别装箱，在赛后分给几位球员。

　　最终被分到球员手中的现金是800万元，但天津方面总共拿出的钱超过了1000万元，剩下的几百万到哪里去了？一种分析是，这笔钱很大可能就是被中间人瓜分了。

　　如果天津方面当时不是被形势逼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也许后来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如果不是形势如此危险，天津方面也不会开出这样的一个天价来，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价格的确是超过了正常的行情的，按照江湖流传的价码，一般给一个球员100万元，已经是搞定一场关键比赛的最高价码了。

　　假如，天津泰达在之前已经完成保级，假如，国际队在之前申花输球的时候自己已经拿到了夺冠需要的3分，假如，那年的足协不要在联赛里采取那样奇怪的一个算分的规则，但是偏偏各种巧合就这样撞在一起，最终把这场比赛变成了一场牵动许多人神经的命运之战，最终，这场比赛改变了泰达的命运，改变了国际队的命运，同时，也在许多年后，改变了几位球员的命运。

　　后记

　　上海香港广场，不是香港

　　是上海香港广场，不是香港，很多媒体在这件事上都摆了乌龙。2003年11月30日傍晚，末代甲A最后一轮同时在几座城市结束，申花队连夜从深圳飞回上海，国际队赛后很快也放了假，俱乐部在基地摆的庆功宴没派上用场，准备的鞭炮也没放成，球员们分别开车离开基地，当天夜里，在上海淮海中路的香港广场酒店式公寓的一间房间里，四位球员先后来到，每人领走了200万现金。

　　申思电话叫醒熟睡的江津

　　赛后的这一幕所有人都没有争议，真正引起争议的是赛前，江津的母亲回忆中，那天我晚上11点，申思一个电话把已经入睡的江津叫起来，过去之后发现祁宏李明都在，在法庭上他们也回忆说，大家当时都没有明确答应，因为都很清楚最后一场比赛很关键，律师说，他们最后的想法就是“先踢踢看”。

　　200万现金送别英雄

　　200万现金不是一个小数字，每人拿到手的都是一个箱子，很沉的一个箱子，10万元一捆，一共20捆。正是这笔钱，在许多年后，把几位现如今已经退役的球员，其中包括两位当年十强赛的出线英雄，送上了沈阳的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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