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嫩哨之殇？体制之困？？――中加足球官员辩裁判问题

　　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又出裁判争议！近日王迪和郭宝龙的判罚就引起了很大争议，联赛五轮过后已有多名裁判被内部停哨。

　　从世界到中国，足球判罚向来是一个争议话题。近年来，中国足协采取了抽签继而抽签与选派相结合的裁判选拔方式，虽杜绝了黑哨，但目前又出现了嫩哨、昏哨等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新华社记者日前采访了加拿大足球裁判委员会主任刘虎和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杨新利，对比两国足球裁判的培养体制或对解决上述问题有所借鉴。

　　中国裁判人才找不到“组织”

　　虽然加拿大足球并不是国际足球界的重要力量，但加拿大的整个足球体系，包括其中的裁判培养体系，很值得中国足球借鉴。

　　协会化使得加拿大足球裁判的培养走上一条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道路。据刘虎介绍，依托于完全协会化的加拿大足协，加拿大足球裁判的培养相当系统，裁判培养从孩子开始。“12岁就可以吹6岁孩子的比赛，都是有组织的，分年龄段。”刘虎说，得益于这种系统性，“现在加拿大注册裁判有2万多人，而加拿大人口不到3千万。加拿大裁判从16岁开始执法正规11人的比赛，一年吹80到100场，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裁判人才选拔面很广。”

　　相比而言，中国足球裁判不仅缺乏，而且难以统计出一个具体数字，这很大程度源于行政体制的束缚。“目前足球裁判的资质等级审批权归属于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但是，我们在地市级以下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包括足协，建制不规范，导致足球裁判培养也不规范，有限的资金和人员更多关注的是组织竞赛。”杨新利说，“这种不规范导致有些有意做裁判的人根本找不到‘组织’。”

　　这种体制决定了裁判发展模式相对单一和传统：“单一”在以全国六大体育院校足球专业学生为主（目前我国裁判队伍约60％来自这些院校）；“传统”在于师傅带徒弟。

　　这种体制还有一个背景：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时，各级体委大多不再独立存在，而是并入其他机构。这使得中国裁判问题更难在政府层面得到解决。

　　职业化：想说“爱你”不容易

　　如何破解？杨新利认为，必须从手工作坊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裁判培养须系统化、专业化、标准化。

　　系统化首先基于组织架构建设多元化：政府和社会力量多头并举，借助社会力量的大原则是不违反法律和规章制度，“只有架构搭建好了，我们才能给有志于裁判的人更好地服务”。

　　专业化体现在与国际足联的接轨上。2011年，中国足协与国际足联开始合作，内容涉及裁判培养，并将相关教材汉化。

　　标准化则涵盖拟推行的ＩＴ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可以解决裁判报名、培训、资料搜集、考核、评价以及晋升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而刘虎则认为，专业人士是专业化的保证，职业裁判必须成立独立法人机构（中国没有）。比如美国职业裁判总公司，美足协和加足协通过该公司实现对大联盟的管理，对足协负责，联赛左右不了公司，实现了第三方的利益分割，能避免很多问题。中国足协在体制机制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刘虎表示，裁判要职业化，好处之一是裁判比较专心，无后顾之忧。“在加拿大一个职业裁判的收入相当于白领。运动员职业化要和裁判员职业化成正比。裁判职业化之后，对年轻人也有激励作用。”

　　但杨新利认为裁判职业化在中国条件尚不成熟，“只有条件成熟，供需达到平衡才行，为了职业化而职业化不可取，要符合规律”。

　　足球场不能置于真空。裁判也是人，如何防止他们执法不公、保证他们的职业道德？

　　高悬法律之剑

　　刘虎认为，这与国家文化和法律健全有关联。在加拿大人们认为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用一些手段操纵和干预比赛，法律对人的约束渗透到方方面面，“我们特别强调裁判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尊重队员、对手和同事。裁判每年会签一个道德规范文件，处罚力度很重。针对不同程度，有时甚至会进行法律问责。我建议中国足协和司法机关的配合进一步加深”。

　　杨新利赞同上述观点，他说：“体育赛事中的法律纠纷如何界定是一个课题，包括假赌黑问题。我们国家在有些地方还存在法律空白。”

　　裁判出现误判、错判不可避免。对此刘虎表示，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管理者的问题。杨新利则表示，足球的属性之一就是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即便出现了误判，我们也应该尊重裁判，毕竟裁判的判罚是最终判罚。

　　尊重裁判不意味着纵容误判。“我们正着手建设评估选派体系：把合适的裁判派到合适的比赛中去。什么是合适的裁判？就是根据每名裁判的性格类型、心理类型、体能、执法风格、近期的表现等进行选派。中超的比赛分析系统对裁判行为、跑动距离、平均判距、净打时间都有显示，成为选派裁判的参考。”杨新利 说。

　　洋裁判该不该请

　　裁判交流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但刘虎认为，这不是一个提升自身水平的好途径，因为国外裁判首先得适应中国联赛，其次这会给中国裁判带来自卑感。

　　杨新利认为应该辩证来看，请外裁确实减少了中国裁判的执法机会，也会带来心理负面影响，但反过来我们从外裁执法中能学到东西，比如如何开联席会，进行比赛准备、赛后总结等。对于替换掉的裁判我们会积极沟通，予以鼓励并提供出国执法的机会。

　　或许是受腐败案的影响，日前亚足联向国际足联递交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执法裁判的培训名单，但当中没有中国裁判。

　　杨新利表示，中国裁判在国际组织的任职、在核心赛事中的被认可度确实有差距，但这几年的工作也带来了可喜的成绩，比如2012年亚足联的10人后备裁判团队，中国占了4人。

　　为足球“松绑”

　　刘虎认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讲，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是非常可怕的。国外的健身观念深入骨髓，加拿大的健身俱乐部24小时开放，人们从小就在锻炼。

　　“加拿大的全运会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参加，从中选拔优秀人员参加国际级赛事。加拿大人业余时间参加运动，当然也有体育上的国家战略，有财政保证。中国过于强调奥运会，中国的奥运会金牌和全民身体素质不成比例，中小学生体质越来越差，如果现在不意识到的话以后会很麻烦。”

　　但中国人对身体素质的重视多在到了五六十岁才开始。对全民健身如此，对职业体育的理解国人也失之偏颇，尤其是主管部门。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召集三大球管理中心主任开会，又制定了里约奥运会“实现突破”的目标，但从目前各界的反应来看，这个目标很有违背三大球客观规律之嫌。。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但在中国，它却笼罩在奥运战略下戴着镣铐起舞。实际上，类似足球这样的职业体育项目都有自身的规律， 应当职业化、市场化，而非笼罩在奥运战略下。中国体育只有学会两条腿甚至多条腿走路，才能真正从体育大国转变为体育强国。

　　（编辑：维雨）